荃灣連續兩個星期發生藍、白衣人無差別襲擊示威者,甚至普通市民的事件後,白衣人的據點二陂坊成為廣受注目的罪惡之地。有人形容此處黃、賭,毒俱全,是典型的罪惡溫床,且自成一角,有自己的一套地下秩序,如同「翻版九龍城寨」。 八月五日晚上,有藍、白衣人於荃灣二陂坊附近聚集,手持木棍,藤條等武器追打原威者和身穿黑衣或深色衣服的普通市民,震驚全城。襲擊事件當中,有白衣人行兇不遂,反被示威者制服及圍毆,亦有一名不諳廣東話,只會講福建話的人士自稱在朋友指使下前來追打黑衣者。在一個星期後的八月十一日晚,白衣人再度聯群結隊現身二陂坊,與集結在外的示威者對峙及互相投擲雜物。衝突期間,有人目睹白衣人持刀,而事後亦有發現菜刀被遺留於地上。 工黨社區幹事趙恩來是土生土長的荃灣居民,在荃灣生活三十多年,亦長期關注區內民生議題。據他所指,北至沙咀道、南至楊屋道、東至鹹田街,西至川龍街的範圍內散落著四個陂坊。四個陂坊當中,除了充斥粉麵店和新派食肆的四陂坊相對平靜以外,其餘三個都存在治安問題,尤其是黑幫勢力集中的二陂坊。 最靠近港鐵荃灣站,與百貨公司不過一街之隔的大陂坊,是荃灣早期的住宅區,前身是寮屋。戰後1950年代,政府在荃灣大規模填海,以容納從中國大陸湧入的新人口。1961年,政府刊憲宣布將當時已是紡織業中心的荃灣,發展成新界區第一個衛星城市。經過六、七十年代的大規模建設,十多層高的高樓拔地而起,四方皆被高建築包圍的陂坊社區因而成形。 時至今日,社區隨年月老化,劏房分租成為幾個陂坊舊樓的常態,部份大廈的商場都被轉化成住宅,吸引大量基層人士遷至。大陂坊因而成為基層南亞人士的聚居地,多數來自印度、巴基斯坦,以及尼泊爾等國的他們,從事運輸行業者眾。由於他們下班時間較晚,居住環境欠佳,故晚上八、九點後常見他們在陂坊附近的南亞小店購物,在陂坊中央的休憩公園休息,亦常見南亞小童在該處嬉戲。趙恩來指,「除了偶爾的零星族群衝突,以及少量道友和一樓一鳳樓的問題之外,大陂坊的治安相對較好」。 地處眾安街與鹹田街之間,與二陂坊僅一街之隔的三陂坊,據趙所稱,可謂「二陂坊的延伸」。三陂坊內的大排檔及食肆多營業到深夜,故成為不少江湖人士晚上聚腳之地。趙又指區內的烏煙瘴氣與1960年代港府興建石壁水塘有關:「石壁水塘興建的時候,石碧鄉的客家原居民在政府安排下遷到荃灣,如今楊屋道的石壁新村及三陂坊一帶。這些居民的知識水平較低,從事的生意五花八門。到了現在,道友知道這裏存在毒品交易的架步,針對年長男性的企街亦覺得這裏有生意機會,所以晚上八、九點都有可能碰到他們。」 至於三教九流,龍蛇混雜的二陂坊,則乃區內的罪惡溫床:「裏面的樓宇較底層是一些架步,是黑幫生意的集中地。非法賭檔、由此衍生的高利貸、黃色架步、毒品工場,甚至某大社團的堂口,只要你想到的生意,裏面都會有。」二陂坊的設計自成一角,卻四通八達,共有約七個出口,而這亦是藍、白衣人向途人和示威者施襲後得以馬上消失無蹤的原因:「八月五日大戰過後,大家會看到遍地水喉通,木棍等武器,卻找不到兇手。因為事件發生後,他們都躲回樓上的架步,一些私人地方去了。」 這些架步的上層則乃大量的劏房住宅,因為劏房是樓層愈高愈便宜:「二陂坊內八十呎左右,沒有廁所的劏房約莫月租四千多五千元,在區內算是最廉宜,因此吸引了很多新移民。」或因群聚效應之故,這些新移民大多來自中國福建、潮汕和浙江等地:「在陂坊內你幾乎不會聽到廣東話,他們都操福州話,潮州話或中國各地的方言。你會感覺自己身處異國。」 趙指出,二陂坊附近不少商舖之間都存在寒蟬效應,對於附近發生的罪惡,通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:「以往經常在附近發生傷人或械鬥的案件,他們通常不會跟警方合作,指證或舉報罪案,甚至拒絕提供閉路電視片段讓警方調查,因為害怕被報復。很多案件會因為這樣無疾而終。」 除了習慣對罪案盲目的商戶,趙又指,無差別襲擊事件發生後,不少街坊都人心惶惶:「過往二陂坊內的生意都只會在坊內進行,不會影響到街外。即使出現打鬥事件,都不過是字頭間的衝突,但這次卻出現了針對無辜平民的襲擊。有些街坊現在寧願去貴一點的超級市場或在網上購物,都不敢來楊屋道街市附近買菜,因為怕有人身安全問題。」 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,以至無差別襲擊事件發生後,趙恩來觀察到區內愈來愈少警察:「近兩三個禮拜,二陂坊附近這幾條街很少軍裝警察巡邏,以往全日每段時間都總會看到兩三個,甚至有警車停泊。」他歸咎於近月的警民衝突,但不願猜測警方是否有報復市民的心態:「近來警民關係跌至冰點,問題是香港人不再信任警察,即使被白衣人襲擊都不敢報警,害怕『原告變被告』。」 (原文刊載於《壹週刊》2019年8月19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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